2024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多處規定是有關刑事法的指導意見和改革部署，其中明確提到“輕微犯罪”問題。完善輕罪治理體系，是犯罪治理和社會治理的現實需求，有助于推進中國法治現代化，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目標。

　　一、刑法結構調整與輕罪治理需要

　　《決定》提出“深化立法領域改革。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調整刑法結構，完善輕罪立法，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組成部分。輕罪與重罪在我國不是法定概念而是理論概念，在實務上被廣泛使用。我國對輕罪與重罪的界定尚有爭議，相對共識是采用罪名的法定刑標準，以三年有期徒刑為界限，將罪名的完整法定刑的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罰的罪名界定為輕罪。法定最高刑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上的罪名是重罪。如果行為人實施了重罪，在司法裁量時被減免刑罰，宣告刑為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的，意味著行為人觸犯了重罪名，但實施了較輕的罪行（有的稱其為司法輕罪），可以參照適用輕罪的某些刑事處遇。此外，理論上還存在微罪概念，如何界定微罪（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及其與輕罪的關系（并列或者包含），存在不同觀點?？紤]到微罪與輕罪的實質差異不大，可將微罪包含在輕罪中展開討論，一體化看待輕罪與微罪（此即“輕微犯罪”“輕微罪”的提法）。

　　當今，中外都出現了刑法立法活躍化的狀況，即刑法修改頻繁，增設犯罪和修改刑罰等。這是社會發展轉型在刑法立法中的反映，表明立法者重視發揮刑法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我國1997年對刑法進行全面修訂后，相繼頒布十二部刑法修正案，對刑法進行修改和完善。刑法中輕罪與重罪的變化和現狀如下。其一，就輕罪數量本身的變化進行比較，1997年刑法中輕罪79個，在當時全部413個罪名中占比19.13%，現有輕罪101個，在全部483個罪名中占比20.91%；其二，就輕罪數量與重罪數量的變化進行比較，當下刑法相比于1997年刑法，輕罪增加了22個，而重罪增加了48個，重罪數量增加遠多于輕罪；其三，就輕罪與重罪在當下刑法中的數量和比重進行比較，現有重罪382個，占全部罪名的79.09%，重罪是絕對多數和主流。另外，歸納歷次刑法修正的內容和特點，從寬從輕的修正內容比較少，刑法總體上從嚴從重了。表現有處罰早期化（預備行為實行犯、抽象危險犯立法），共犯行為正犯化，增設罪名，擴張原有罪名的行為類型和對象，增設單位犯罪，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縮小死緩犯的減刑幅度，創設終身監禁，限制減刑，縮小緩刑適用范圍，擴大特殊累犯范圍，提高數罪并罰的有期徒刑上限，增設禁止令和從業禁止，提高眾多犯罪的法定刑等。根據以上統計和分析，筆者認為，我國刑法結構是重罪重刑結構，不能說我國刑法處在“輕罪時代”。不過，刑法開啟了不斷增設輕罪的進程，僅在此意義上是刑法“輕罪化”趨勢。

　　我國學界一致主張改革刑法結構，從“厲而不嚴”轉變為“嚴而不厲”，實現刑法現代化。所謂“嚴而不厲”，就是刑事法網要“嚴密”而不能“粗疏”，以實現法益保護需要，但犯罪法律后果要“輕緩”而不能過于“嚴厲”，以體現人權保障精神。增設輕罪有利于嚴密刑事法網，輕罪的法定刑也符合輕緩要求?！稕Q定》提出“完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雙向銜接制度”，這不只是兩種不同性質處罰的程序銜接問題，還事關兩種處罰對象的實體銜接。增設輕罪有助于彌補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之間的處罰漏洞，實現兩種處罰的銜接協調。

　　我國近十年來，刑事案件和罪犯的數量居高不下。以《中國統計年鑒》最新的2022年和2021年數據為例，公安機關立案刑事案件分別為4423259起、5027829起，人民檢察院決定起訴分別為1438918人、1748962人，人民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分別為1039612件、1277197件，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罪犯分別為1430865人、1714942人。這給辦案機關造成很大工作壓力，對犯罪治理和社會治理帶來嚴峻挑戰。但是另一方面，嚴重暴力犯罪數量和重刑率下降，輕微犯罪數量與輕刑率上升?，F在，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罰的案件數量超過85%，包括輕罪案件以及行為觸犯重罪名但屬于輕罪行的案件。這說明刑事司法中輕罪（行）案件占絕對多數，在此意義上我國處于“輕罪（行）司法”時代。由于輕罪立法增加，犯罪態勢與犯罪結構發生變化，有必要對輕罪與重罪分層治理，完善輕罪治理體系。

　　輕罪治理體系是個系統工程，除了輕罪立法還需要建立和完善配套制度。包括擴大非監禁刑，完善保安處分，暢通司法出罪機制，完善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完善刑行處罰銜接，廢除不合理的犯罪附隨后果，建立輕罪記錄封存制度等。

　　二、輕罪記錄封存的理念與制度設計

　　犯罪記錄是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情況的客觀記載，它有助于國家有關部門掌握和使用犯罪人員信息，制定和調整刑事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防控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但是，如果犯罪記錄可被隨意查詢、披露和使用，會妨礙犯罪人及其家屬的正常工作、學習和生活，不利于犯罪人重返社會和預防再犯。國內外普遍關注從法律制度、社會政策和公眾觀念上，消除犯罪對犯罪人及其家屬的不利影響，對犯罪記錄進行嚴格管理。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修訂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六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發布《關于建立犯罪人員犯罪記錄制度的意見》，重申“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2022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梢?，我國已經初步建立和實施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稕Q定》明確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這是擴大和完善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構建輕罪治理體系和推進我國法治現代化的重要決策，對實現社會公正、建設和諧社會具有積極意義。寬嚴相濟是我國的基本刑事政策，輕罪與未成年人犯罪在“以寬為主”的政策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實施輕罪記錄封存，可以吸收和借鑒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經驗，進行以下的制度設計。

　　輕罪記錄封存的目的、性質和功能。輕罪記錄封存旨在國家專門機關嚴格管理輕罪記錄，限制查詢和規范使用，保護犯罪個人信息，避免犯罪人及其家屬因犯罪記錄公開而遭受不公正、不合理的間接處罰和歧視對待，促進犯罪人再社會化。輕罪記錄封存不影響犯罪人承擔輕罪的刑事責任，例如判處刑罰、宣告禁止令或者從業禁止。在刑法規定的犯罪法律后果之外，我國不少其他法律法規、規章、地方性文件和行業規范等規定了諸多不合理的犯罪附隨后果，違反憲法精神和比例原則，超出輕罪處罰與預防需要，限制或者剝奪犯罪人及其家屬的升學、榮譽稱號、特定資格等權益。輕罪記錄封存不改變犯罪附隨后果的存在，但可以通過對輕罪記錄保密和不接受查詢的方式，抑制不合理的犯罪附隨后果產生“活性”，減少、抵消其對犯罪人造成弊害。輕罪記錄封存不同于記錄消滅，封存后可以對輕罪記錄進行合法的有限查詢和使用，不排斥司法機關對輕罪進行合理的法律評價，例如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將輕罪作為裁量情節（預防刑情節），符合條件時可以認定為累犯和毒品再犯（未成年犯罪人除外）。

　　輕罪記錄封存的范圍、啟動和解除。應當封存的輕罪記錄，是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文書認定有罪的輕罪犯人情況的客觀記載，包括偵查、起訴、審判及刑事執行過程中形成的全部案卷材料與電子檔案信息?！拔唇浫嗣穹ㄔ阂婪ㄅ袥Q，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眰刹?、起訴、審判過程中形成的對未被人民法院判決有罪人員的涉嫌犯罪情況的客觀記載，嚴格來說不是“犯罪”記錄，但是“涉罪記錄”理應嚴格管理、一并封存。輕罪行（所謂司法輕罪）犯罪記錄可以參照適用輕罪記錄封存制度。國家專門機關依職權啟動輕罪記錄封存。刑事執行機關在執行完畢后三日內封存輕罪記錄；人民法院在輕罪判決生效后（判處了罰金刑時，在罰金執行完畢后）三日內封存輕罪記錄；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收到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書、《輕罪記錄封存通知書》后三日內封存輕罪記錄。犯罪人有權利申請封存輕罪記錄。輕罪記錄封存是為了保護犯罪人個人信息，使其免受不公正、不合理的對待，與犯罪人是否、何時再次犯罪以及再犯何罪不應有關聯。輕罪記錄封存后，犯罪人被發現漏罪或者再次犯罪的，不影響輕罪記錄封存。如果再犯的是輕罪，則對新的輕罪記錄進行封存。犯罪人實施數個罪行的，對其中的輕罪記錄進行封存。輕罪記錄封存后，依照審判監督程序被改判為重罪的，解除犯罪記錄封存。

　　輕罪記錄封存后的保密和查詢。輕罪記錄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但司法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犯罪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國家專門機關對查詢條件做出明確的限制性規定。例如，行政機關實施行政許可、授予職業資格，公證處辦理犯罪記錄公證時，可以依法查詢相關人員的犯罪記錄；單位可以查詢本單位在職或者擬招錄人員的犯罪記錄，但是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從業禁止的規定。查詢主體應當向封存犯罪記錄的國家專門機關提出書面申請，列明查詢理由、依據和使用范圍等，查詢人員應當出示單位公函和身份證明等材料。依法不許可查詢的，應當在三個工作日內向查詢單位出具《不許可查詢決定書》并說明理由。經審核符合查詢條件的，受理單位應當在三個工作日內出具查詢結果。對司法機關為辦理案件、開展重新犯罪預防工作需要申請查詢的，封存機關可以依法允許其查閱、摘抄、復制相關案卷材料和電子信息；對司法機關以外的單位根據國家規定申請查詢的，可以根據查詢的用途、目的與實際需要告知被查詢對象是否受過刑事處罰、被判處的罪名、刑罰及其執行情況等信息，必要時，可以提供相關法律文書復印件。查詢后，檔案管理部門應當登記相關查詢情況，并按照檔案管理規定將有關申請、審批材料、《保密承諾書》等一同存入卷宗歸檔保存。

　　輕罪記錄封存的其他效力。我國刑法第一百條規定了前科報告制度，以及未成年犯罪人免除報告義務。輕罪記錄封存的犯罪人也應當免除報告義務，因此有必要修改該法條，增加規定犯輕罪的人免除報告義務。但是，輕罪記錄封存的犯罪人因涉嫌再次犯罪接受司法機關調查時，應當主動、如實地供述其犯罪記錄情況，不得回避、隱瞞。輕罪記錄封存后，資料不歸入人事檔案。輕罪記錄封存不影響刑事裁判文書公開制度，公開輕罪刑事裁判文書時須對犯罪人信息作匿名處理。

　　我國當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實際是犯罪記錄保密管理（有限查詢和使用），附帶犯罪記錄消滅的部分效果（例如未成年犯罪人申請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的，受理單位應當出具《無犯罪記錄證明》）。犯罪記錄封存不同于犯罪記錄消滅，后者在法律上視犯罪人沒有犯罪和受過刑罰處罰，為其徹底撕去“犯罪標簽”。多年來，我國法律和社會各界不缺乏建立輕罪記錄消滅制度的呼聲，這可作為將來進一步深化犯罪記錄制度改革的議題（包括擴大到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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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刑法活性化背景下輕罪立法研究”（項目編號22YJA82003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