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標志著我國在法治保障人權道路上向前邁出新的一步。

　　犯罪記錄是指國家專門機關對犯罪人員的客觀記載，是罪犯獨有的“標簽”，對于國家有關部門充分掌握與運用犯罪人員信息、有效防控犯罪、研判犯罪態勢、制定和優化刑事政策及其他社會政策，具有積極意義。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犯罪的形勢和罪犯的特征也在變化。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刑事檢察工作白皮書（2023）》顯示，2023年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案件中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輕罪案件人數占比從1999年的54.4%上升至2023年的82.3%。這些被告人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并且已經承擔了刑事責任，理應回歸社會。然而，他們卻因這一“標簽”，終身都要承受社會歧視，升學、就業等正當權益受影響，無法正常融入社會。進一步，還可能帶來身份對立、重復犯罪等新的社會問題，與刑法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的價值追求背道而馳。

　　實際上，早在2022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發布的《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就針對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作出了專門規定。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著眼于未成年人的成長特點，在刑事法律制度上給予了一定的寬容。而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則是針對罪犯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對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補充和完善，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當然，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的建立，還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和嚴格的執行機制。如何定義輕微罪行、如何確保犯罪記錄封存的公正性和安全性等問題，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解決。但無論如何，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讓迷途者回歸正道，既是法治建設的發展進步，也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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