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信息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變革，社會生活要素與場景越來越數字化，商業模式快速發展和演化，產生了大量的平臺企業等新興市場主體。近年來，依托平臺就業的派送員、網約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等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數量大幅增加，同時新類型法律問題引發關切，從業者權益亟須保障。以上海為例，2020年至2024年上半年，上海法院共審結涉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糾紛案件3900余件，主要案由涵蓋勞動合同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保險合同糾紛、提供勞務者致（受）害責任糾紛、（非）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以及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侵權責任糾紛等。這些案件反映出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保障的難題，需要研究解決。

　　一、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保障的難題

　　1.實際用工主體認定難，淤堵維權路徑。上述案件中，勞動爭議相關案件約2500件。案件反映出，平臺企業與其合作方為降低用工風險，在傳統的勞動用工結構外創設了復雜的用工模式，如采用代理商模式、眾包模式、層層轉包模式等將用工風險向下轉移，或通過與從業者簽訂協議使其成為平臺企業或相關單位的承攬方、合作方或個體工商戶等以降低用工成本。在這些用工模式下，用工鏈條被拉長，部分企業與合作方之間的管理混亂導致合同簽訂、保險繳納、薪資支付主體不一致的情況，從而導致從業者的實際隸屬方不明確，只能逐一提起仲裁或訴訟，造成維權周期長，程序空轉。實踐中，還存在實際用工方在維權過程中轉移資產或申請注銷的情況，導致用人者責任難以最終落實，妨礙有效受償。

　　2.傳統認定標準適用難，掣肘案件裁判。因勞動關系附著最低工資、社會保險、休息休假、解除法定等基準保護，故從業者基于自身權益最佳保護的考量，多在實踐中主張與平臺企業或相關單位存在勞動關系，上述案件中涉及確認勞動關系糾紛的案件有116件。傳統勞動關系一般以經濟、人身、組織從屬性來識別，但上述認定因素難以適應新就業形態用工情況。新就業形態用工方式更為靈活多樣，“去勞動化”的特點明顯，打破了“公司—雇員”傳統勞動關系二元結構，更多表現為平臺個體用工及更為復雜的多邊用工關系，管理模式與傳統勞動關系項下的隸屬關系有明顯差別，亦導致實踐中存在工作時間難認定、業績考核難把握等問題。若嚴格以“從屬性三要素”作為判斷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的標準，會造成部分從業者被排除在勞動關系之外，不利于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保護。

　　3.新型法律關系具化難，缺乏配套規則。雖然《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辦公廳關于印發〈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休息和勞動報酬權益保障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規則公示指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維護服務指南〉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等文件均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概念，要求合理確定企業與勞動者的權利義務，在原“勞動關系”“民事關系”的二分法模式中加入“類勞動關系”情形。但現行規定并未對“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內涵外延、認定標準、訴訟程序等進行細化，也未對該種情形下從業者的權利義務范圍予以劃定，導致司法實踐中直接適用存在一定障礙。

　　4.通過保險填平損害難，制約風險分擔。上述案件中，涉及侵權責任糾紛案件約1400件。實踐中，部分企業未提供相應的職業培訓和勞動防護，從業者的職業風險較大。尤其是外賣騎手職業，配送工具一般系自行購置，部分電動車經組裝、改裝甚至拼裝而成，加之天氣、路況、騎手為搶時間違反交規等原因，交通事故時有發生。目前，大量新就業形態從業人員未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存在漏保、脫保、斷保等情況。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工傷認定困難重重。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制度試點后，將部分賠償責任予以分散，一定程度維護了從業者權益。但第三者責任險投保金額普遍不高，難以有效覆蓋實際損失。此外，從業者的工作時間、區域、任務均存在較大的靈活性與自主性，如何甄別其系因履行工作職責而受害或致害存在較大難度。尤其在站點集合、配單間隙發生的損害能否認定系“上下班途中”進而適用工傷保險保護存在爭議。很多從業者同時為多家平臺工作，損害發生時實際服務對象難以辨明，一些平臺企業或保險公司多以此互相推諉，不提供事發數據或拒絕理賠。

　　二、破解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權益保障難題的對策建議

　　1.完善相關制度規范。盡管《通知》已經就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概念、工作時間和休息、最低勞動報酬以及權利救濟途徑作出了更為細致的規定，但關于“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概念等仍未明確。在此情形下，一是需要修訂完善相應立法，明確規定新就業形態的相關概念、各方的權利義務，厘清各方法律關系。二是優化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可在傳統勞動關系認定的三要素的基礎上，從用工的合意、從屬性特征及強弱程度、企業管理控制程度、收益風險分擔情況等多方因素對是否形成勞動關系進行綜合認定，細化不完全勞動關系的配套制度規范。三是推動建立行業規范，明確設定勞動定額標準、工時標準、獎懲辦法、勞動保護、福利保障、職業技能培訓等各項標準和勞動條件。四是加強對平臺用工的分類分級規范管理，明確框定從業者、平臺企業及相關用工合作企業之間的權利義務。

　　2.加大社會保險力度。一是開展新就業形態從業者職業傷害保障及工傷保險費的單項繳納試點，推進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參加住房公積金制度試點，量身定制保障計劃。二是探索放開新就業形態從業者在就業地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戶籍限制，將非本市戶籍從業者逐步納入社會保險制度，支持自主選擇繳費方式、繳費基數，加強困難人員靈活就業社會保險補貼措施。三是發展互助保障和商業保險，鼓勵企業通過購買意外傷害險、雇主責任險等商業保險來提升理賠能力，靈活提升從業者保險的覆蓋率與理賠額。四是督促企業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引導和支持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情形的新就業形態從業者根據自身情況參加相應社會保險。

　　3.強化平臺內外監管。一是要求平臺企業規范代理商或分包商經營資質或準入門檻，嚴格審核合作方的準入資質，督促合作方明確與從業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在未明確各方法律關系的情況下，平臺不得允許從業者通過其平臺提供相關服務，如因此發生從業者救濟不能的情況，應根據平臺企業、合作方及從業者的過錯程度、獲益程度等認定其承擔相應責任。二是完善跨領域跨部門聯動執法、協同監管機制，形成保障從業者權益的合力，建立平臺企業線上聯合評估工作機制，加強監測和動態管理，規范新就業形態經營行為。三是監督企業依法用工，科學合理設定勞動報酬及工作時間，不得利用平臺規則、數據算法對勞動者進行不合理限制、附加不合理條件。四是督促平臺企業建立常態化溝通及協商協調機制，強化爭議處理、申訴處理機制，按行業標準積極協商解決從業人員的合理訴求。平臺企業要充分利用云存儲技術，存儲涉及從業者切身利益的考核材料、工資發放記錄等，建立獨立的用工檔案并予以留存備查。

　　4.提升司法審判職能。一是形成適法統一文件，提高法官對新型復雜案件的審判能力，充分把握新就業形態勞動關系認定的各項考量因素。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司法建議及審判白皮書，開展公眾開放日及系列講座等方式，督促企業完善規章制度，規范企業管理，依法用工。二是暢通司法救濟路徑，引導勞動者準確選擇請求權基礎，加強訴前指引與訴中釋明，減少因用人單位不明而造成的訴累。三是探索法院主導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加強法院、司法行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工會等單位之間的常態化工作聯系，為當事人提供多樣糾紛解決途徑。四是加大宣傳力度，充分利用新媒體方式，通過公眾號普法、庭審直播等形式，提高勞動者法律意識，強化證據留存意識，引導理性維權，通過合法途徑妥善解決糾紛。

　　5.推進服務保障建設。一是鼓勵企業組織新就業形態從業者開展勞動技能、安全意識、法律意識培訓，引導平臺企業合理制定訂單分配、抽成比例等直接涉及勞動者權益的算法規則，并保證制度規則公開透明。二是構建多方聯動，協調發揮各方力量。充分發揮行業協會與從業者、企業、政府職能部門、勞動保障監察部門的紐帶優勢，及時了解行業動向，完善矛盾隱患排查機制，督促企業守法履約，及時預警整改。三是將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納入公共就業服務范圍，建立線上服務公共平臺，提供線上職業培訓、崗位供求信息以及政策咨詢和職業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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