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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對于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西周推行的嘉石之制為探索現代輕罪治理路徑提供了啟示。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古代中國逐漸形成了德法并舉的治國理政模式，形成了將道德教化與刑罰措施相結合的政治和法律傳統。西周時期，針對罪責不夠入圜土、施五刑的輕罪犯人，則以“嘉石之制”挽救之?！吨芏Y·秋官·大司寇》記載：“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贝笠鉃?，凡是普通人有罪而尚未嚴重違反法律，但傷害州里百姓、官府的人，就給他戴上刑具，讓他坐在嘉石上示眾思過，依罪行輕重到司空（掌管水利工程的部門）服勞役。罪行較重者強制其坐嘉石十三天，服勞役一年。罪行最輕者罰坐三天，服役三個月。被處罰坐嘉石的人，如果他的州里有人能夠擔保他改邪歸正，就可以寬宥、釋放他。

　　這一司法制度著眼于挽救、改造犯下輕罪的民眾，而非一罰了之，反映了西周教化為先、德法融合的治理原則，對于當代輕罪治理理念的貫徹具有啟示意義。

　　嘉石之制強調通過規勸與懲戒相結合的方式，促使犯罪者思過改悔，激發民眾對法律的敬畏與服從，從而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

　　唐人賈公彥疏曰：“文石也者，以其言嘉，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其文理以改悔?！睂⒁巹褡锓父男皻w正的所謂嘉言刻在石上，稱之為嘉石。犯罪者坐在其上究思文理而產生自悔，改過遷善，旁觀者也在觀刑過程中得到教育感化。中國傳統文化素來重視防小惡治大惡：“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陛p罪具有行為類型簡單、法定刑較輕的特點，本身社會危害性較小，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的可能性較大，再次犯罪概率相對較小，社會關系較好修復。

　　但如果任由小惡逐步發展成大惡，事態往往就會變得棘手乃至難以挽回。公開教化輕罪犯罪者不僅能督促受罰者思過改悔，防范輕罪向重罪轉化，還能夠使民眾理解法的規則，認同法的精神，對法律實施過程與結果產生信任和肯定。由此，嘉石之制通過對輕罪案件處理，讓犯罪治理小中見大，融入并貼近生活，從而激活案例的教化功能，同時通過鮮活的輕罪案件讓民眾樹立起“慎于微處”的法律意識，培育民眾的法治信仰，可有力促進民眾自覺遵法守法。

　　嘉石之制著眼“省刑重教”，根據犯人罪行的輕重處以相對應的刑罰以實現教化

　　《周禮·地官·司救》云：“凡民之有邪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币饧磳Υ沸胁欢说姆缸镎?，要先依次進行譴責、撻罰，對仍不改悔者再進行必要的嘉石之刑?！吨芏Y·秋官·大司寇》又載：“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奔匆蟀凑兆镄械妮p重程度確定犯罪者坐嘉石和勞役的時長。嘉石之制根據犯罪的具體情況以及危害性，區分犯罪者主觀心態、客觀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實行區別對待，在“寬”與“嚴”中掌握處罰的尺度，做到罰當其罪，使其悔改，實現法律與道德相互支持。其目的在于教育和改造罪犯，而非唯懲罰是用，如果過分迷信刑罰的暴力作用，則無助于社會和諧。

　　由此，嘉石之制通過寬嚴相濟的刑罰措施來挽救犯罪者，同時強化了司法裁判中的道德考量，促使行為人“知善道而革其非心”，真誠認罪悔過，盡早回歸社會。

　　嘉石之制蘊含著綜合治理觀，強調全方位多部門聯動處理輕罪案件

　　《周禮》提到“役諸司空”“使州里任之，宥而舍之”，意為犯罪者坐完嘉石之后，要前往負責水利工程建設的司空服勞役，服役結束后有州里人為其作保才可以釋放。嘉石制度作為西周刑罰制度之一，本應由秋官大司寇（西周的中央最高司法官）進行管理，但實際上是通過與其他部門的協作對輕罪犯人施以勞動改造，又以同鄉之人的擔保為釋放條件，為罪犯重返社會上了“雙保險”。由此，嘉石之制體現出輕罪治理不是孤立片面的單方調整，而是一個整體協調的系統工程，不僅應當暢通司法部門與行政部門的職能銜接，綜合運用刑事、民事、行政等手段，還要發揮各類社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推進輕罪共治。

　　從嘉石之制中挖掘、提煉可資借鑒的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基因，其對于現代輕罪治理體系建設的啟示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目前，與輕罪案件占比上升相適應的司法觀念應是寬宥司法，在貫徹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過程中，推動刑事司法與行政執法雙向銜接、無縫對接，用好非刑罰處罰措施。對于部分情節顯著輕微的，做到“不起訴﹢非刑罰處罰銜接”全覆蓋，例如建立“不起訴＋社會公益服務”制度，安排其參與社會公益服務，通過他們在社區開展專題普法宣傳、協助路面交通文明勸導等活動，以其切身經歷開展警示教育，取得良好的普法效果與犯罪預防效果，通過“治罪”與“治理”相結合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導下的輕罪善治。

　　另一方面，應建立健全多元矛盾化解機制，主動融入基層多元矛盾化解社會治理格局。不僅公檢法機關需要加強協作，還應鼓勵各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積極參與法治建設，充分引入專業調解資源和基層治理資源，讓法理、事理、情理有機融合，實現案結事了人和，推進輕罪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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