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農歷五月初一，再過四天就是端午佳節。

　　湖北省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關東街道南湖錦城社區內，粽葉飄香，一片繁忙，社區書記夏敏正和十余名黨員志愿者包粽子，“多包紅豆餡的，好消化。包好了先給老劉送過去”。

　　夏敏提到的老劉叫劉德利，是這個還建社區300余名70歲以上老人中的一位。從花甲到古稀，劉德利為房屋拆遷補償的事奔波了十年，就在昨天，最后一筆補償款到賬，十年維權路畫上了句號。

　　“我對裁判不滿意，但對信訪處理很感激?！眻剔值膭⒌吕χf，“最高法院四巡法官說得對，日子是過以后，不是過從前?！?/p>

　　難以打開的心結：十年維權又回到原點

　　2023年6月7日，鄭州，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劉德利來到信訪接待窗口，他拿著最后一份生效判決對法官說：“官司看著像是贏了，還不如2017年第一次賠償給得多?！?/p>

　　劉德利一聲嘆息，十年維權又回到原點。

　　武漢，兩江交匯，六湖聯通，隨著經濟連年高速發展，城區規模不斷擴大，“鄉村”與“城市”僅剩一街之隔。2004年起，為徹底改變城市面貌，讓村民變居民，武漢以二環為中心向外延展，啟動了“城中村”改造工程，東湖新技術開發區關山村也在改造之列。

　　劉德利一家六兄妹的老宅就位于關山村劉家咀。在父輩留下的宅基地上，劉德利兄妹自建房屋并出租盈利。其中，劉德利有房屋四層，劉德玉有房屋兩層，劉德芳和劉熙共有房屋三層，面積合計1831平方米。

　　2012年3月，經湖北省國土資源廳批復同意，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發布了征地公告，啟動“城中村”改造，按照建設計劃，拆遷、安置、補償、還建，一環接一環，排期推進。當年12月，關山村村委會通過了拆遷還建安置方案，因實物安置與貨幣補償的標準、數額相對合理，大部分村民與房地產開發公司簽訂了拆遷補償協議。劉家因家族內外各種利益糾纏，提出了更高的補償要求，開發商無法滿足，雙方未能簽約，一直僵持到2013年底。

　　2014年1月11日深夜，矛盾爆發，劉德利兄妹的自建房被強制拆除。此后幾天，劉德利連續報警無果，又多次向政府相關部門反映，仍然無果?！胺孔颖徊鹆?，總要有人賠?！北е@個念頭，年事已高的劉德利開啟了漫長的維權路，他說“要為自己和妹妹拼到底”。

　　維權艱難，一年下來，誰拆的房子都沒查清楚。

　　2015年11月，劉德利以東湖高新區管委會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強拆行為違法。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東湖高新區管委會是“城中村”改造的征地拆遷主體，應當承擔主體責任，遂判決支持原告訴求，劉德利據此向東湖高新區管委會申請國家賠償。此后幾年，劉德利以國家賠償決定為“靶子”進行了兩輪訴訟，對裁判結果都不滿意。

　　2021年4月，行政賠償案的終審判決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敗訴方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主動要求履行判決，承擔賠償責任，而勝訴方劉德利則不接受明顯對其有利的判決結果，堅決要求申訴信訪。

　　“勝訴不息訴，這在來訪的案件中并不多見，我們給予了特殊關注?！痹诮邮苡浾卟稍L時，最高法四巡副庭長楊永清強調這個案件不一般。

　　楊永清介紹說，四巡對信訪案件實行首問責任制，第一次接訪的工作人員對案件負責到底，“對于信訪人，我們不以勸回為目的，而是向前一步，實質性化解糾紛。雖然該案成訴時間長，‘心結’‘法結’疊加，錯綜復雜，難以化解，但再難我們也有信心辦結”。

　　其實，楊永清的底氣有兩個支撐：其一，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新一屆黨組成立以來，對信訪積案、難案高度重視，強調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實行院領導包案。劉德利案即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小榮牽頭，組成由四級法院法官成立的專班，專項攻堅；其二則是來自于一個人——四巡訴訟服務中心副主任李勇，楊永清經常說“有困難找李勇，他總有辦法”。

　　李勇，劉德利案的承辦人，一個在分析案情時“不停說話的人”，在四巡巡回區很有名氣，被稱為涉訴信訪界的“勇哥”。為什么李勇總有辦法？“勇哥在給當事人釋法說理時，不糾纏是非對錯，而是穿透案情，抓住實質訴求，提供幾種合理方案，由當事人權衡選擇?！蓖瑸閷０喑蓡T，湖北高院信訪工作處處長周鵬與李勇長期合作，最為熟悉。

　　6月7日的接訪進行了兩個多小時，李勇在聽完了劉德利的陳述后，仔細想了想，問他：“您對賠償不滿意，轉成實物安置行嗎？如果行，我聯系湖北高院問問?！眲⒌吕硎窘邮?。

　　難以理清的法結：“補償”與“賠償”之辨

　　在武漢中院判決確認違法強拆后，2017年5月8日，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作出賠償決定，認可劉德利兄妹還建房屋面積為1031平方米，給予拆遷補償、房屋裝修賠償、過渡費等110萬余元。這份賠償決定以補償標準計算賠償，劉德利兄妹認為適用標準過低，提起行政訴訟。

　　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是為違法行為承擔賠償責任，賠償標準不應低于未拆遷時的補償標準，適用補償標準計算賠償數額不能彌補給原告造成的損失，判決撤銷賠償決定，責令東湖高新區管委會限期重作。

　　原、被告雙方對判決結果都不服，上訴到武漢中院。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堅持認為，劉德利等人的房屋是集體土地上房屋，應當按照集體土地標準進行賠償。

　　2018年7月27日，武漢中院基于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原則，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并無不妥，作出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至此，圍繞第一份國家賠償決定的訴爭結束，結果是由東湖高新區管委會重作一份國家賠償決定。對于這一結果，劉德利非常沮喪和不解：“一年多白忙了，法院為什么不直接判決賠償呢？”

　　第一輪訴爭結束兩個月后，關山村“城中村”改造第一批安置房交付使用，新社區南臨760公頃南湖，北鄰武昌主干道雄楚大道，環境優美，交通便捷，取名“南湖錦城”。這里也應該是劉德利兄妹的家。

　　2019年8月13日，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再次作出賠償決定，認可劉德利兄妹的自建房屋為合法建筑，面積分別為569平方米、447平方米、562平方米，按照《關山村拆遷安置方案》確定的標準對房屋價值、裝修損失進行賠償，將賠償數額上浮20%并加算利息，向四人合計賠償500余萬元。

　　這次賠償的數額比上次高出了近400萬元，但劉德利兄妹仍不接受。2020年4月，武漢度過新冠疫情高峰期剛“解封”，劉德利就提起了行政賠償訴訟。

　　與第一輪訴訟不同，劉德利在咨詢律師后，提出了數額巨大的索賠訴求：按《房屋“雙登”資料》確定房屋面積1440平方米，按國有土地上房屋確定賠償標準，東湖高新區管委會應賠償劉德利各項損失2500余萬元，劉德玉3600余萬元，劉德芳、劉熙2600余萬元，合計賠償8800余萬元。

　　受訴一審法院為武漢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二審法院為湖北高院，兩級法院在審理中依據“賠償不低于補償”的原則，明確不能讓被征收人因非法強拆所得的賠償，低于依法征收所得的補償。同時查明，關山村拆遷安置方案中沒有被征收人選擇貨幣安置的具體標準，但載明還建安置房涉及面積差額的按4500元/平方米多退少補。

　　對于爭議焦點之一，集體土地上的房屋能否比照國有土地上房屋的標準賠償？湖北高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林志農解釋說，這是對兩種征收方式的誤解，“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針對的是‘房’，征收時國有土地使用權一并收回，即‘地隨房走’；而集體土地征收針對的是‘地’，地上房屋在征收時一并予以補償，即‘房隨地走’”。

　　“考慮到村民的居住權益，征收集體土地前要簽訂拆遷補償協議，對住戶進行妥善的安置。但由于土地性質、使用方式、交易范圍不同，集體土地上房屋和國有土地上房屋的價值無法比照?！绷种巨r表示。

　　湖北高院圍繞房屋面積、賠償標準等爭議焦點進行了審理，最終認定，原告提出的房屋“雙登”面積1440平方米的主張證據不足不予支持，依據關山村拆遷安置方案，每戶還建面積不超過300平方米，4戶合計還建1162平方米；按照4500元/平方米的標準賠償房屋價值，400元/平方米的標準賠償裝修和屋內物品損失，加上超還建面積補償款、過渡費，并加算銀行利息，判決向四人合計賠償650余萬元。

　　訴求賠償8800萬元，判決賠償650萬元，落差十倍以上，劉德利接受不了判決結果，向湖北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信訪。

　　周鵬多次接訪劉德利，他表示：“從基層法院到省高院作出的判決來看，充分考慮到了劉德利兄妹的合理訴求，而且一次比一次有利，但劉德利堅持按周邊國有土地上房屋市場價賠償，這顯然沒有法律依據。如果妥協，不符合信訪法治化的精神?！?/p>

　　“補償”與“賠償”的碰撞讓劉德利的維權路走進了死胡同，他心生悔意，“不該都聽律師的，路越走越窄了”。

　　李勇比劉德利樂觀，他全面復盤了案情，覺得案件很有希望“起死回生”。

　　擔當的智慧：在法治底線之上為當事人精打細算

　　實物安置替代貨幣賠償，是李勇想到的突破口，這一想法得到四巡分黨組的支持。

　　首次接訪劉德利后，李勇向周鵬詢問安置房的情況。周鵬隨即聯系了東湖高新區法院副院長任永開，反饋的信息鼓舞人心，南湖錦城還有幾十套未分配的安置房。

　　李勇認為，實物安置能讓當事人從賠償標準的奢求中跳出來，房屋面積不再折算賠償數額，轉成換算房屋套數，訴求更加理性?！爱斎?，實物安置的底線是當事人承認生效判決確定的房屋面積?！?/p>

　　劉德利也接受這一轉變，因為在他的賠償訴求中自始包含著安置需求，只要價值合適，不論是“房”還是“錢”，他都接受。

　　對法官來說，從裁判思維轉向信訪化解思路，并不容易。訴訟靠證據、對抗和堅韌，而信訪化解靠妥協、合作與智慧，完全不是一個打法。李勇深知，這起信訪積案的化解靠最高法四巡一家是不行的，需要湖北地方黨委、政府和法院的協同發力、擔當作為。

　　關鍵時刻，任永開站了出來。2023年8月，接到劉德利信訪積案化解的任務后，任永開主動找到東湖高新區黨工委政法委主要領導，承擔起屬地法院的責任，請求協調管委會相關部門參加化解工作，得到大力支持。

　　和任永開一起擔當作為的還有區政法委司法辦負責人鄧珊珊、關東街道辦事處副主任李選鋒、區法院立案庭副庭長孟濤等人。

　　“在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方面，我們高新區有一套預警和快速反應機制，一旦發生大的糾紛，基層‘吹哨’，一個團隊快速聚合，一竿子插到街道社區，會商研究，就地調解?！编嚿荷航榻B說，劉德利信訪積案的先期化解工作就是靠啟動這套機制。

　　從2023年8月1日，東湖高新區法院首次接談劉德利兄妹，到2024年4月24日，劉德利等人與開發商簽訂拆遷補償協議，最高法四巡、湖北三級法院和東湖高新區政法委、關東街道辦事處，從不同層面召開了五次會商會，組織信訪人和開發商進行了六次調解，過程的曲折與不易，只有當事人了解，可以說“關關難過，關關過”。

　　首先，開發商不是案件當事人，能不能替代東湖高新區管委會承擔賠償責任？

　　2023年10月12日和11月23日，兩場會商、一場調解先后舉行，東湖高新區相關單位、信訪人、開發商參加。經會商，大家認為，實物安置是可行的方案。東湖高新區法院在調解時指出，引起信訪的原因在于違法強拆，因為拆遷還建不規范，導致后續矛盾發生，希望開發商作為拆遷的受益方，能夠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也相信開發商甩掉“包袱”后，能夠輕裝上陣。關東街道表態，積極履行相關行政職能，協調開發商代為賠償。開發商同意將判決的賠償款變成還建房，但不同意多補償。

　　其次，信訪人能不能降低不合理的訴求，讓開發商接受還建房屋數量？

　　調解是艱苦的，讓步是艱難的，李勇稱“是一平米一平米的蹭，已經到了精打細算的程度”。

　　2024年3月18日，經過幾輪“拉鋸”和妥協，最后的談判開場了。從上午9點到下午4點，耗時7個小時，李勇、周鵬、任永開、信訪人、關東街道、開發商，既“面對面”又“背對背”，反復溝通協調，終于促使信訪人與開發商達成和解方案，確定還建1260平方米的房屋，支付補償款260萬元。信訪人及其家屬表示，不再就本案主張任何權利，不再上訪。

　　越是不易，越顯擔當。達成和解方案后，最高法四巡和湖北高院要求東湖高新區法院持續跟進和協調方案落實。2024年5月10日，信訪人與開發商辦理了房屋移交手續，此后不久，房屋補償款也陸續到賬。雙方達成的協議履行完畢。

　　至此，劉德利兄妹十年維權路畫上圓滿的句號。

　　6月6日，記者推開劉德利新家的窗戶，眺望浩渺南湖，極目楚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