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31日，在安徽省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上，《滁州市住宅小區物業管理條例》獲得批準并將于10月1日起施行，這是滁州歷史上第一部地方性物業法規，為全市社區治理現代化提供了規范性依據。很多人并不知道，這部“接地氣、有特色、可操作”的物業管理條例緣起于一份司法建議。

　　2023年7月，面對物業糾紛多發、高發的態勢，安徽省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深入調研、充分溝通基礎上，向市住建局發出司法建議，撬動起一場全市住宅小區物業管理的整治提升。糾紛預防研判、矛盾聯合調處、信息互通共享，法院在辦案中參與社會治理，政府在治理中創設行為規則，市民得以共建共享優美社區環境，一部物業管理條例成為府院互動、協同共治的見證。

　　為什么司法建議對社會治理能發揮這么大的作用？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審委會會議，聽取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工作的報告，包括2023年度的落實情況和2024年度的選題情況，回顧與展望間，給出了上述問題的答案。

　　2023年最高法院新一屆黨組成立后，牢固樹立“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將司法建議作為人民法院融入社會治理的重要抓手，以“堅定的原則、柔軟的身段、商量的口吻”“沒完沒了”抓司法建議的落實，經過一年多的不懈努力，發出、反饋、落實、見效，司法建議尤其是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的效能鏈條已初步顯現。

　　理念更新：從紙面建議到落地見效

　　人民法院是黨領導下的審判機關，既是政治性很強的業務機關，更是業務性很強的政治機關。延伸審判職能，做實“抓前端、治未病”，助推社會治理現代化，司法建議是一種優選路徑。

　　囿于認識偏差和工作力度欠缺，一些地方法院長期存在“一發了之”“只關注個案解決，不思考類案成因”的問題，發出后不跟蹤、不反饋、不落實，司法建議往往停留在“建議”層面。

　　如何把工作做深做實，有效提升司法建議的效能？最高法院為全國法院“打樣”示范。

　　2023年7月起，最高法院針對商品房預售監管、信用卡監管、電影產業知識產權保護、保證保險糾紛、超齡勞動者權益保護等矛盾糾紛多發高發問題，先后向國家有關單位發出5份司法建議書。此后，以座談會商、培訓授課、聯合發文、機制對接等方式，持續跟進司法建議的落地實施，合力促進矛盾糾紛源頭治理。自然資源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金融監管總局等單位反饋積極，就司法建議逐條分析、認真研究，制定工作方案，與最高法院相關部門進行當面溝通，對辦理落實情況及時復函。

　　其中，有關商品房預售監管、信用卡監管的第1號、第2號司法建議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肯定。10月8日，最高法院印發了對兩個司法建議的一體落實通知，指導各級法院運用好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深入開展訴源治理。

　　據統計，2023年1月至3月，全國法院信用卡糾紛案件一審收案數為187437件，2024年同期為132299件，同比下降29.42%；全國法院保證保險合同糾紛一審收案數量為20873件，2024年同期為14936件，同比下降28.44%。不止關注數據的大幅降低，最高法院相關部門跟蹤分析司法建議發出后相關案件數據的變化，與被建議單位保持密切聯絡，共同研究進一步工作舉措。

　　示范效應引起連鎖反應。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2年人民法院司法建議的反饋率、采納率僅為63.8%、37.6%；2023年的反饋率、采納率均超過80%。上海、安徽、河南、云南、青海等地法院注重抓好事前調研溝通和事后協同落實，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的反饋率、采納率均達到100%。

　　從數據看變化最直觀，最有說服力。全國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統一部署，以司法建議為抓手深化訴源治理，實現了工作理念的根本轉變，此前認為司法建議可有可無、可發可不發，甚至擔心司法建議影響法院與黨政機關關系的觀念得到了根本扭轉。

　　協同共治：錨定矛盾糾紛源頭治理

　　理念更新引起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重要轉變，發出司法建議既注重事前調研溝通，更看重事后協同落實，帶動了社會治理從單方發力升級為協同共治。

　　“司法建議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對行政機關科學決策、改進工作、消除隱患、依法履職提供了司法助力”；

　　“最高法發出司法建議前認真調研，與我們充分溝通、聽取意見建議，發出后一起抓落實，這樣務實的做法讓我們很感動”；

　　“希望能與法院一道，在合同訂立前做好風險提示，把事后監管變成事前預防，從源頭減少糾紛”。

　　2024年全國兩會前夕，最高人民法院邀請部分司法建議相關單位、企業和行政執法機關負責人座談，共商進一步落實司法建議，促進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的舉措。座談中，“會商研究”“共抓落實”“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成為高頻詞匯，對社會矛盾糾紛的源頭治理，“協同共治”是大家的共識。

　　2019年以來，四川省安岳縣一度存在40個逾期未辦證問題樓盤項目，涉及商品房17889套，問題樓盤“辦證難”極大影響了群眾的幸福感。為解決涉訴樓盤“辦證難”問題，2023年，安岳縣人民法院向安岳縣政府發出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

　　安岳縣政府收到建議后，采取“判例﹢司法建議書﹢政府紀要”模式推動涉訴樓盤不動產轉移登記和產權辦證工作，為6000余戶購房業主解決了商品房辦證難題，惠及群眾2萬余人，從源頭上化解了困擾群眾的煩心事，保障了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是“小建議”撬動“大治理”的生動實踐。

　　福建省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中，發現集群企業成為知識產權侵權的主要主體，相關案件爆炸式增長。為解決上述問題，南平中院積極走訪相關行政部門和園區企業，經過充分調研和溝通，于2023年7月向南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出司法建議，提出“嚴格規范注冊登記工作，做好托管合同的備案管理、企業住所標注”等4項建議。

　　南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司法建議后，主動聯系南平中院，組織開展調研，召開專門會議提出對策，于2023年8月對司法建議進行書面反饋，采納了全部建議。此后，又對“集群注冊”市場主體清理規范的成效，向法院進行了三次反饋。司法建議的協同落實，一方面大幅提升了全市集群注冊的登記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大幅降低了全市法院涉集群企業的受案數量，實現了雙贏多贏共贏的效果。

　　深度嵌入：常態助推社會治理現代化

　　一年多來，司法建議就像一根絲帶，一頭連著法院，一頭連著政府，將二者緊密聯結在一起，朝著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齊頭并進。實踐中，如何把源頭治理的成效做法轉化成制度規定，常態化促推社會治理？全國各級法院動了不少心思，有許多創新做法。

　　2023年11月15日，最高法院發布了《關于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了人民法院開展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工作的依據，提出了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應當遵循的確有必要、同級本地、調研溝通等工作原則，提升了司法建議工作的規范化水平，讓司法建議的依據更有權威性，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的重要性得到凸顯。

　　各級法院主動爭取黨委支持，做實司法建議的效能優勢，推動司法建議從“軟建議”向“硬執行”轉化。

　　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緊緊依靠省委領導，與22家省級政府職能部門、行業協會、社會團體建立司法建議工作聯席會議、溝通協調和辦理反饋機制；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廣東、四川等地積極推動將司法建議工作納入平安建設、法治政府建設考核體系；上海市各級法院與轄區內政府法制辦建立聯合督辦和協調聯動機制，促使相關部門認真辦理落實司法建議，有效發揮推動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積極作用。

　　制度轉化過程中還有信息技術的加持。浙江省蘭溪市人民法院上線司法建議“一件事”應用，依托貫通全省三級法院的“一體化辦案辦公平臺”，打通浙江法院內網辦案辦公平臺和黨政機關外網數據端，實現了司法建議全流程在線管理、全覆蓋在線交互、全方位跟蹤督辦和全鏈條綜合評價。2023年11月，該應用在全省法院推廣使用，截至目前，全省法院通過該應用制發各類司法建議552件，反饋率、采納率為83.95%、83.56%，其中綜合治理類司法建議169件，反饋率、采納率均達到99.41%，發揮了“辦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放大效應。